为了纪念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我们可以从小事了解钱学森。
一当正职就头大：钱学森喜欢“副职”。他的一生，担任过一连串的副职，从“副主任”“副部长”到“副主席”……叶永烈回忆说：“一当正职他头就大，过去，我们都叫他‘钱副主任’。”其实，早在1956年10月，新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之际，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然而，不久之后，他却主动要求当副院长。这是因为担任院长要花费很多精力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他希望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火箭尾部镜头要剪去”：“钱老很健谈，为拍摄《向宇宙进军》，他来上海专门约我见面，而且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作为《向宇宙进军》摄制组主创人员的叶永烈更没想到，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会在百忙之中，仔细看完拍摄提纲。
“提纲中，影片片名叫《空间科学》，不大科学。因为空间科学是天文学的一个部分。”叶永烈说，后来根据钱学森的意见，片名才改为《向宇宙进军》。
钱学森还建议，影片的开头应该表现中国古代对太空的美好幻想，这一组镜头最好配上用古筝演奏中国古乐的背景音乐。钱学森说：“这个影片，虽然是讲科学，讲技术，但不能光有科学技术，还要有艺术。我是个笨人，不懂艺术，这要靠你们。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这一点也不能含糊。”实际上，学识渊博的钱学森对艺术十分在行，尤其是音乐。他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曾是校乐队的主力圆号手，更何况他的夫人蒋英是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
当时的钱学森已年近七旬，令人感动的是，影片拍摄完成后，他多次亲自审看影片，有时在科委大楼、有时在家中。“钱老看影片非常仔细，有一次，他见到一个火箭发射镜头，关照我在火箭尾部尚未出现在画面上时，就必须剪去。他说，外行看上去，火箭发射很壮观，可是内行只需看一下你火箭的尾部，就能知道许多机密。他对解说词也很注意，每看完一集都向我要一份解说词，细细推敲。”在这一过程中，钱学森多次表示：“我是不当你们的总顾问，片子上可别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但是，我会热心于你们的拍摄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老爷子”每天必看8份报：“钱老出生于名门望族，钱家是杭州有名的丝绸商，尤其母亲家是富商。在北京上幼稚园开始，家里每天包一辆黄包车送他上学。他很聪明，学业上一帆风顺。”叶永烈介绍说，即将出版的《钱学森画传》中，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提供了大部分过去从未公开的珍贵生活照片。晚年的钱学森，越来越珍视和依赖家庭，已经基本不见什么客人了。钱永刚聊起“老爷子”每天必做的事，一件是看报纸，还有一件是听广播，这些年一直是这样。“每天必看8份报，这些年已经形成一定习惯，按先后顺序依次摆好：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和经济参考报。看完之后，依旧是这样的摆放次序。遇到有兴趣的内容就剪下来，剪完用白纸贴得整整齐齐，标注上日期版面，按不同的主题用牛皮纸袋放好；年岁大了以后，剪不动了，由护士帮他，但要不就剪得不够齐整，要不就忘了写日期，难得符合他心意。”这时要钱永刚说一句：“我来”，钱学森就会很高兴。
听广播，是钱学森的另一大爱好，几十年如一日。他从来不看电视，是早年在加州理工任教时养成的习惯。那里的教授为了专心工作，多少年来不看电视，他们认为听广播是高雅的，钱学森也保留了这个习惯。他每天必听的两个节目是《科学知识》和《新闻联播》。别人不理解，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为什么每天还要听《科学知识》这样的科普节目，钱学森解释说，专家也需要科普，在专业范围内是专家，专业之外是外行。每次与人谈起电台播出的节目内容，他如数家珍。
“中国首席科学家”：钱老兴趣广泛，晚年写了很多信。他的信内容五花八门，整理出来十大卷，整整一箱。叶永烈当初看到这些手稿，不禁有感而发：“钱老在白纸上所写的书信，字迹工工整整，就像有格子一样，行距字距都一样。”
晚年的钱学森写了不少专著，领域涉及建筑学、园林学、沙产业、中医、地理学等。“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叶永烈说，他的学识底座很大，专业之外有广泛兴趣爱好，而在他所研究的专业领域又是绝对权威的顶尖人才。 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上，钱学森是舵手。当年，曾为走什么路引发过争议。大部分人认为我们要走航天飞机之路，而不是航天飞船之路。关键时刻，钱学森主张，中国要走航天飞船之路。“若不是钱老的科学决策，恐怕现在我们的载人飞船还没上天。”叶永烈说，“钱老在诸多重大决策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CCTV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授予他的颁奖词，而在叶永烈眼中，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首席科学家”。
不穿西服拒绝邀请除非他们道歉：“如果说，钱老这辈子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恐怕是他1950年准备启程回国时，突然被移民局逮捕。”叶永烈说，当年，作为有声望的科学家，被美国当作特务驱逐出境，是他人生的奇耻大辱。虽然此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扣留了钱学森一家已经装船的所有行李，包括三脚钢琴、800多公斤重的书籍，但没有查出一份机密材料。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乘船离开了美国。谁也不清楚，这5年，钱学森是如何度过的。只是多年后，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在被关押的15天里，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的损伤，体重骤降了13.5公斤。
回国后的钱学森不穿西服，拒绝来自美国的任何邀请。“除非美国政府道歉。”钱学森生前曾这样说过。
为了纪念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逝世，工作人员记录并整理了关于钱老在最后一次关于关注中国大学发展的谈话：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一当正职就头大：钱学森喜欢“副职”。他的一生，担任过一连串的副职，从“副主任”“副部长”到“副主席”……叶永烈回忆说：“一当正职他头就大，过去，我们都叫他‘钱副主任’。”其实，早在1956年10月，新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之际，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然而，不久之后，他却主动要求当副院长。这是因为担任院长要花费很多精力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他希望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火箭尾部镜头要剪去”：“钱老很健谈，为拍摄《向宇宙进军》，他来上海专门约我见面，而且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作为《向宇宙进军》摄制组主创人员的叶永烈更没想到，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会在百忙之中，仔细看完拍摄提纲。
“提纲中，影片片名叫《空间科学》，不大科学。因为空间科学是天文学的一个部分。”叶永烈说，后来根据钱学森的意见，片名才改为《向宇宙进军》。
钱学森还建议，影片的开头应该表现中国古代对太空的美好幻想，这一组镜头最好配上用古筝演奏中国古乐的背景音乐。钱学森说：“这个影片，虽然是讲科学，讲技术，但不能光有科学技术，还要有艺术。我是个笨人，不懂艺术，这要靠你们。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这一点也不能含糊。”实际上，学识渊博的钱学森对艺术十分在行，尤其是音乐。他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曾是校乐队的主力圆号手，更何况他的夫人蒋英是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
当时的钱学森已年近七旬，令人感动的是，影片拍摄完成后，他多次亲自审看影片，有时在科委大楼、有时在家中。“钱老看影片非常仔细，有一次，他见到一个火箭发射镜头，关照我在火箭尾部尚未出现在画面上时，就必须剪去。他说，外行看上去，火箭发射很壮观，可是内行只需看一下你火箭的尾部，就能知道许多机密。他对解说词也很注意，每看完一集都向我要一份解说词，细细推敲。”在这一过程中，钱学森多次表示：“我是不当你们的总顾问，片子上可别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但是，我会热心于你们的拍摄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老爷子”每天必看8份报：“钱老出生于名门望族，钱家是杭州有名的丝绸商，尤其母亲家是富商。在北京上幼稚园开始，家里每天包一辆黄包车送他上学。他很聪明，学业上一帆风顺。”叶永烈介绍说，即将出版的《钱学森画传》中，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提供了大部分过去从未公开的珍贵生活照片。晚年的钱学森，越来越珍视和依赖家庭，已经基本不见什么客人了。钱永刚聊起“老爷子”每天必做的事，一件是看报纸，还有一件是听广播，这些年一直是这样。“每天必看8份报，这些年已经形成一定习惯，按先后顺序依次摆好：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和经济参考报。看完之后，依旧是这样的摆放次序。遇到有兴趣的内容就剪下来，剪完用白纸贴得整整齐齐，标注上日期版面，按不同的主题用牛皮纸袋放好；年岁大了以后，剪不动了，由护士帮他，但要不就剪得不够齐整，要不就忘了写日期，难得符合他心意。”这时要钱永刚说一句：“我来”，钱学森就会很高兴。
听广播，是钱学森的另一大爱好，几十年如一日。他从来不看电视，是早年在加州理工任教时养成的习惯。那里的教授为了专心工作，多少年来不看电视，他们认为听广播是高雅的，钱学森也保留了这个习惯。他每天必听的两个节目是《科学知识》和《新闻联播》。别人不理解，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为什么每天还要听《科学知识》这样的科普节目，钱学森解释说，专家也需要科普，在专业范围内是专家，专业之外是外行。每次与人谈起电台播出的节目内容，他如数家珍。
“中国首席科学家”：钱老兴趣广泛，晚年写了很多信。他的信内容五花八门，整理出来十大卷，整整一箱。叶永烈当初看到这些手稿，不禁有感而发：“钱老在白纸上所写的书信，字迹工工整整，就像有格子一样，行距字距都一样。”
晚年的钱学森写了不少专著，领域涉及建筑学、园林学、沙产业、中医、地理学等。“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叶永烈说，他的学识底座很大，专业之外有广泛兴趣爱好，而在他所研究的专业领域又是绝对权威的顶尖人才。 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上，钱学森是舵手。当年，曾为走什么路引发过争议。大部分人认为我们要走航天飞机之路，而不是航天飞船之路。关键时刻，钱学森主张，中国要走航天飞船之路。“若不是钱老的科学决策，恐怕现在我们的载人飞船还没上天。”叶永烈说，“钱老在诸多重大决策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CCTV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授予他的颁奖词，而在叶永烈眼中，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首席科学家”。
不穿西服拒绝邀请除非他们道歉：“如果说，钱老这辈子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恐怕是他1950年准备启程回国时，突然被移民局逮捕。”叶永烈说，当年，作为有声望的科学家，被美国当作特务驱逐出境，是他人生的奇耻大辱。虽然此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扣留了钱学森一家已经装船的所有行李，包括三脚钢琴、800多公斤重的书籍，但没有查出一份机密材料。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乘船离开了美国。谁也不清楚，这5年，钱学森是如何度过的。只是多年后，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在被关押的15天里，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的损伤，体重骤降了13.5公斤。
回国后的钱学森不穿西服，拒绝来自美国的任何邀请。“除非美国政府道歉。”钱学森生前曾这样说过。
为了纪念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逝世，工作人员记录并整理了关于钱老在最后一次关于关注中国大学发展的谈话：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