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观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他在弥留之际，对相依相守了66年的老伴说了三句话：“一切从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缴纳最后一次党费。”4月14日，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副巡视员韩旭同志前往看望了吴大观同志的夫人华国，并送来吴老生前最后一笔“大额党费10万元”的收据。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组织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有关负责同志也一同前往看望。
吴大观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对党无限忠诚，是“两个务必”的忠实践行者，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践者。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他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在航空工业、军工系统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一、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于党
吴大观同志生在旧中国，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吴老在1938年流亡途中看过一部电影《悲惨世界》，其中有一句台词，影响了吴老一生——“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93岁高龄的他在2009年2月1日写给中航工业老干局的信上说：“又是我每年多缴党费的时候，我真诚地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交出第46年多缴党费4000元，这一点绵薄之力，仅能表达我对党忠诚热爱的心意。”而在此之前，吴老已经从1963年开始，除正常缴纳党费外，连续46年多缴党费累计11万多元，为“希望工程”、灾区等捐款累计9万多元，临终前又立下遗嘱，拿出积蓄10万元作为最后一次“大额党费”。
1955年，国家考虑到吴老的贡献，给吴老定的工资是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车间主任的工资是六七十元，吴老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吴老每月多缴100元钱党费，这一下就坚持了30年。从1994年开始，吴老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党费4000元-5000元。吴老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而白，百废待兴。我的工资那样高，脱离群众，为表心意，多缴党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国防急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还有14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与某些国家相比，我国底子薄、科技落后，多缴党费，就是想体现我一个党员的党性意识。”
然而，吴老自己和家人生活一直很节俭。吴老的家里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家具，华国老人说：“从1982年搬进这个房间里，家具就没有换过。”“我们一辈子过得都很简单，平平淡淡，有一次，吴大观的衣服破了，女儿说要给他买件新的，他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补一补还能穿。”
就是这样两个省吃俭用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缴出巨额党费和巨额捐赠时，一点都没有犹豫。吴老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他选择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是觉得共产党的纲领与自己的价值理想相吻合。
在文革期间，吴老受冲击、被揪斗、关牛棚，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时候，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分析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胜利。他说：“历史证明，选择投奔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二、献身航空动力，报效国家
在吴大观老人93年的生命中，有68年是与航空相依为命的。
吴老中学的最后一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吴大观踏上了流亡之路。在西南联大，他想尽办法改学航空专业，大学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生活，一头扎进贵州大定的“乌鸦洞”，从此与飞机制造结下不解之缘。之后，在远涉重洋的国外学习中，亲身感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以及对华人的傲慢和侮辱，更加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从重工业局航空筹备组到航空部科技委，他先后主持了涡喷5、喷发1A、红旗2号的研制，吴老在一个叫做“黎明”的工厂亲手点亮了我国航空动力事业的黎明，为后来“昆仑”和“太行”发动机的定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上世纪60年代，吴老较早地把“斯贝”发动机介绍给国内同仁，后来又亲自主持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直至最后成功。离开一线以后，吴老还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使我国的飞机发动机研制生产有矩可循。他为我国的航空工业、特别是航空发动机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仅如此，吴老一生都在为理顺飞机发动机研制的体制机制奔走呼号，1998年，82岁时，吴老归纳总结了11条“我国航空工业需要统一的认识”问题，在84岁、85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撰文分析国内外飞机发动机研发的经验教训，阐述飞机发动机预研的重要性。
吴老的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然而，在吴老生前的自述和文章中，除了对航空工业发展的恳切建议外，看到最多的却是他对自己的不断反省。直到临终前的几天，他还拉着前来看望他的刘大响、彭友梅等人的手，恳切地说：“我有三句话，第一句，我这一辈子，没有为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应该检讨自己；第二句，航空发动机一定要加强预研，动力先行，基础打不牢不行；第三句，你们一定要敢说真话，不要怕得罪人。”“拜托你们一定要转达给有关领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航空发动机搞好。”
中航工业集团的宗旨是“航空报国、强军富民”，吴老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理念。当他冒着炮火发愿学航空的时候；当他在潮湿泥泞的“乌鸦洞”里埋头工作的时候；当他谢绝美国公司的高薪挽留回到民不聊生的祖国的时候；当他在沈阳创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时候；当他辗转阎良为自主研制发动机挑灯夜战的时候；当他在为航空工业不辞劳苦奔走呼号的时候，“航空报国”早已融进了他的血液里。
三、刻苦学习知识，心系人民
吴老一辈子淡泊名利，却十分注重学习。他曾多次说自己的脑力不好，智力平平，无论是在扬州中学还是在西南联大，都不是高材生，但他坚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因此，勤奋好学成了他一生的习惯。
在吴老的病房里，枕边放着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人民日报》、《中国航空报》和《求是》杂志。每天坚持读《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是吴老坚持了几十年的老习惯，而《中国航空报》上有关集团战略的文章他更是一字不落地阅读。党和国家的政策走势，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航空工业发展的每一个脚步，都在吴老的心里。
吴老在西南联大上航空系的时候，金希武老师曾对他说过一句话：“一定要注意阅读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有影响的杂志、刊物，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这句话吴老铭记一生，也坚持这样做了一辈子。在吴老的书房里，靠窗放着一张折叠方桌，就是在这里，吴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读书学习，单单是读书心得笔记就写了20多本。
吴老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职工这样做。他要求大家白天生产，晚上坚持学习，学习国外的技术资料，学习外语。在吴老的带领下，那时候的黎明厂学习蔚然成风，每天晚饭后办公楼里灯火通明，大家都在学习。正是这种进取精神，帮助我国羸弱的航空动力事业走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历程。
吴老在病重期间也不忘关心别人，为了让护工多睡一会儿，每天早上天亮以后，他就一次两次地自己爬起来。“在近年来胡锦涛主席提出‘以人为本’，我以为，这个‘人’不是指‘我’，是指‘你’，是指‘他人’，每做一次事情，要首先为别人着想，要帮助人。”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成为吴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吴大观的业绩和优秀品格，赢得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的敬佩和赞扬。作为技术主帅，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谦虚谨慎，注意发扬技术民主，正确决策；作为专家，他知识渊博，精通业务，治学严谨，释疑解惑，传经授道，精心培养年青一代；作为领导干部，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作风正派，敢于管理，身先士卒，平易近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作为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吴老走了，带着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我国航空工业的无限眷恋走了。他用自己一生的所做、所为、所思、所想，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留下了一个老一代航空人的拳拳报国心，留下了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蔚为壮观！
吴老喜欢读报、剪报。吴大观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他认为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并坚持做学习笔记。随意翻开其中一本，看到他在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３日学习完《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０８》后写道：人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对社会主义增加一天的认识，增加一天的信仰，心情增加一天的舒畅。正是因为热爱学习，勤于思考，他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修养，从而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
“文革”时期，吴大观挨批斗、被鞭子抽，左眼完全失明，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他说：“这是少数人犯的错误，不是我们党的错。”恢复工作后，他就用一只视力仅剩０.３的右眼如饥似渴地继续为“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奋斗着，直至生命的终点。
吴大观认为，“文革”是中国的灾难，但是它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我们太无知、太没有经验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后人又没有走成功的一条路。我们社会发展的规律缺乏认识，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总结前面经验作出的决策。”
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中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吴大观不是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没有接触过“花花世界”，但是他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选择了“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并为之奋斗终身，坚定而忠诚。
正如他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学习完《人民日报》文章《开辟前进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的笔记页端写道：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吴大观的女儿可能遗传了父亲性格里比较“直”的一面，为人非常爽直。回到北京第一天，大家让她介绍一下自己的父亲吴大观，她说：“我爸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但是，她却说出了一件在我看来极为不普通的事。
２００４年，吴大观８８岁，他的身体实在是不允许他再去单位上班了。没办法，他就在家给自己制定了工作学习表。他家客厅有一张餐桌，就是８０年代那种很多人家里都有的木折叠桌子。每天早上７点，他在这张卓上学习，中午在这张桌上吃饭，下午继续学，边学边做笔记……
两会期间，吴大观就更加认真，还组织老伴讨论。吴晓云问他：“您都退休了，还组织我妈学习什么呀？”他回答说：“我们也要认真学习，认真领会党的精神，到时候自己要做好。”不仅如此，他还会和老伴互相督促着把一些重要精神背下来，彼此再检查对方背得是否正确，有没有落字……
或许，这就是有信仰与没信仰的区别。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一个有追求的人，时刻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持着他往前走。即使身体离岗，但精神永远不会离岗。
在吴大观的一生中，做得最持久的两件大事，除了６８年与航空相依相伴之外，还有一件就是他连续４６年多交党费。许多记者私下谈论时都流露出了不理解，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他的自传里，有一章叫《感悟人生》，其中有三段话谈到了这件事。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应该感谢党，我应该对党多做一点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名之下，难副其实，所以我一定要交这个党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穷啊！我自己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过惯了穷日子，现在过得清贫一点，但内心挺舒服、挺高兴。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最近报纸还有报道，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现在我们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还有西部的开发建设，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我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我是这个想法。”
“也有人说我是傻瓜，我说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这么过来的人，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一点不过分。我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多交党费，中间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终我还是认为应该这么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么。同时我的家庭、我的爱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话落无声却有力。这位朴实的老人用９３年的人生实现了自己“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实现了６０年前在党旗下举起右手说出的那句铮铮誓言。
吴大观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对党无限忠诚，是“两个务必”的忠实践行者，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践者。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他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在航空工业、军工系统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一、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于党
吴大观同志生在旧中国，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吴老在1938年流亡途中看过一部电影《悲惨世界》，其中有一句台词，影响了吴老一生——“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93岁高龄的他在2009年2月1日写给中航工业老干局的信上说：“又是我每年多缴党费的时候，我真诚地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交出第46年多缴党费4000元，这一点绵薄之力，仅能表达我对党忠诚热爱的心意。”而在此之前，吴老已经从1963年开始，除正常缴纳党费外，连续46年多缴党费累计11万多元，为“希望工程”、灾区等捐款累计9万多元，临终前又立下遗嘱，拿出积蓄10万元作为最后一次“大额党费”。
1955年，国家考虑到吴老的贡献，给吴老定的工资是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车间主任的工资是六七十元，吴老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吴老每月多缴100元钱党费，这一下就坚持了30年。从1994年开始，吴老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党费4000元-5000元。吴老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而白，百废待兴。我的工资那样高，脱离群众，为表心意，多缴党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国防急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还有14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与某些国家相比，我国底子薄、科技落后，多缴党费，就是想体现我一个党员的党性意识。”
然而，吴老自己和家人生活一直很节俭。吴老的家里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家具，华国老人说：“从1982年搬进这个房间里，家具就没有换过。”“我们一辈子过得都很简单，平平淡淡，有一次，吴大观的衣服破了，女儿说要给他买件新的，他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补一补还能穿。”
就是这样两个省吃俭用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缴出巨额党费和巨额捐赠时，一点都没有犹豫。吴老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他选择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是觉得共产党的纲领与自己的价值理想相吻合。
在文革期间，吴老受冲击、被揪斗、关牛棚，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时候，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分析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胜利。他说：“历史证明，选择投奔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二、献身航空动力，报效国家
在吴大观老人93年的生命中，有68年是与航空相依为命的。
吴老中学的最后一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吴大观踏上了流亡之路。在西南联大，他想尽办法改学航空专业，大学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生活，一头扎进贵州大定的“乌鸦洞”，从此与飞机制造结下不解之缘。之后，在远涉重洋的国外学习中，亲身感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以及对华人的傲慢和侮辱，更加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从重工业局航空筹备组到航空部科技委，他先后主持了涡喷5、喷发1A、红旗2号的研制，吴老在一个叫做“黎明”的工厂亲手点亮了我国航空动力事业的黎明，为后来“昆仑”和“太行”发动机的定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上世纪60年代，吴老较早地把“斯贝”发动机介绍给国内同仁，后来又亲自主持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直至最后成功。离开一线以后，吴老还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使我国的飞机发动机研制生产有矩可循。他为我国的航空工业、特别是航空发动机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仅如此，吴老一生都在为理顺飞机发动机研制的体制机制奔走呼号，1998年，82岁时，吴老归纳总结了11条“我国航空工业需要统一的认识”问题，在84岁、85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撰文分析国内外飞机发动机研发的经验教训，阐述飞机发动机预研的重要性。
吴老的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然而，在吴老生前的自述和文章中，除了对航空工业发展的恳切建议外，看到最多的却是他对自己的不断反省。直到临终前的几天，他还拉着前来看望他的刘大响、彭友梅等人的手，恳切地说：“我有三句话，第一句，我这一辈子，没有为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应该检讨自己；第二句，航空发动机一定要加强预研，动力先行，基础打不牢不行；第三句，你们一定要敢说真话，不要怕得罪人。”“拜托你们一定要转达给有关领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航空发动机搞好。”
中航工业集团的宗旨是“航空报国、强军富民”，吴老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理念。当他冒着炮火发愿学航空的时候；当他在潮湿泥泞的“乌鸦洞”里埋头工作的时候；当他谢绝美国公司的高薪挽留回到民不聊生的祖国的时候；当他在沈阳创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时候；当他辗转阎良为自主研制发动机挑灯夜战的时候；当他在为航空工业不辞劳苦奔走呼号的时候，“航空报国”早已融进了他的血液里。
三、刻苦学习知识，心系人民
吴老一辈子淡泊名利，却十分注重学习。他曾多次说自己的脑力不好，智力平平，无论是在扬州中学还是在西南联大，都不是高材生，但他坚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因此，勤奋好学成了他一生的习惯。
在吴老的病房里，枕边放着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人民日报》、《中国航空报》和《求是》杂志。每天坚持读《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是吴老坚持了几十年的老习惯，而《中国航空报》上有关集团战略的文章他更是一字不落地阅读。党和国家的政策走势，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航空工业发展的每一个脚步，都在吴老的心里。
吴老在西南联大上航空系的时候，金希武老师曾对他说过一句话：“一定要注意阅读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有影响的杂志、刊物，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这句话吴老铭记一生，也坚持这样做了一辈子。在吴老的书房里，靠窗放着一张折叠方桌，就是在这里，吴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读书学习，单单是读书心得笔记就写了20多本。
吴老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职工这样做。他要求大家白天生产，晚上坚持学习，学习国外的技术资料，学习外语。在吴老的带领下，那时候的黎明厂学习蔚然成风，每天晚饭后办公楼里灯火通明，大家都在学习。正是这种进取精神，帮助我国羸弱的航空动力事业走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历程。
吴老在病重期间也不忘关心别人，为了让护工多睡一会儿，每天早上天亮以后，他就一次两次地自己爬起来。“在近年来胡锦涛主席提出‘以人为本’，我以为，这个‘人’不是指‘我’，是指‘你’，是指‘他人’，每做一次事情，要首先为别人着想，要帮助人。”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成为吴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吴大观的业绩和优秀品格，赢得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的敬佩和赞扬。作为技术主帅，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谦虚谨慎，注意发扬技术民主，正确决策；作为专家，他知识渊博，精通业务，治学严谨，释疑解惑，传经授道，精心培养年青一代；作为领导干部，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作风正派，敢于管理，身先士卒，平易近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作为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吴老走了，带着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我国航空工业的无限眷恋走了。他用自己一生的所做、所为、所思、所想，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留下了一个老一代航空人的拳拳报国心，留下了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蔚为壮观！
吴老喜欢读报、剪报。吴大观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他认为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并坚持做学习笔记。随意翻开其中一本，看到他在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３日学习完《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０８》后写道：人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对社会主义增加一天的认识，增加一天的信仰，心情增加一天的舒畅。正是因为热爱学习，勤于思考，他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修养，从而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
“文革”时期，吴大观挨批斗、被鞭子抽，左眼完全失明，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他说：“这是少数人犯的错误，不是我们党的错。”恢复工作后，他就用一只视力仅剩０.３的右眼如饥似渴地继续为“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奋斗着，直至生命的终点。
吴大观认为，“文革”是中国的灾难，但是它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我们太无知、太没有经验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后人又没有走成功的一条路。我们社会发展的规律缺乏认识，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总结前面经验作出的决策。”
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中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吴大观不是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没有接触过“花花世界”，但是他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选择了“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并为之奋斗终身，坚定而忠诚。
正如他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学习完《人民日报》文章《开辟前进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的笔记页端写道：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吴大观的女儿可能遗传了父亲性格里比较“直”的一面，为人非常爽直。回到北京第一天，大家让她介绍一下自己的父亲吴大观，她说：“我爸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但是，她却说出了一件在我看来极为不普通的事。
２００４年，吴大观８８岁，他的身体实在是不允许他再去单位上班了。没办法，他就在家给自己制定了工作学习表。他家客厅有一张餐桌，就是８０年代那种很多人家里都有的木折叠桌子。每天早上７点，他在这张卓上学习，中午在这张桌上吃饭，下午继续学，边学边做笔记……
两会期间，吴大观就更加认真，还组织老伴讨论。吴晓云问他：“您都退休了，还组织我妈学习什么呀？”他回答说：“我们也要认真学习，认真领会党的精神，到时候自己要做好。”不仅如此，他还会和老伴互相督促着把一些重要精神背下来，彼此再检查对方背得是否正确，有没有落字……
或许，这就是有信仰与没信仰的区别。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一个有追求的人，时刻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持着他往前走。即使身体离岗，但精神永远不会离岗。
在吴大观的一生中，做得最持久的两件大事，除了６８年与航空相依相伴之外，还有一件就是他连续４６年多交党费。许多记者私下谈论时都流露出了不理解，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他的自传里，有一章叫《感悟人生》，其中有三段话谈到了这件事。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应该感谢党，我应该对党多做一点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名之下，难副其实，所以我一定要交这个党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穷啊！我自己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过惯了穷日子，现在过得清贫一点，但内心挺舒服、挺高兴。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最近报纸还有报道，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现在我们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还有西部的开发建设，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我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我是这个想法。”
“也有人说我是傻瓜，我说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这么过来的人，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一点不过分。我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多交党费，中间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终我还是认为应该这么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么。同时我的家庭、我的爱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话落无声却有力。这位朴实的老人用９３年的人生实现了自己“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实现了６０年前在党旗下举起右手说出的那句铮铮誓言。
